二十多个四品官员,五六品的官员接近百位。
各地官员纷纷想尽办法申调,军机处也确实想安插大量的人手,可胡楚元自己有一大派系,轮不到外人插手。
这一点,军机处的大臣们也都明白。
投桃报李,恭亲王奕只是安排崇厚和鹿传霖担任领班参政,其余的人都暗中和胡楚元商量,任用张百熙、刘鸿熙、唐景崇、李肇南、陈梦麟、陈康祺、陆润庠等一大批所谓胡党的青年官员。
曾宗彦是自己人,能力尚可,胡楚元就满足了他的心愿,调至宝淞知州。
忙忙碌碌的,时间过得很快,一晃就是数月过去,总理资政衙门逐渐成了气候,直属军机处,在上海协办全国工商洋务新政。
在山东,张之洞也将青岛工界张罗了起来。
就在这一天里,胡楚元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密报,曰本新任外相伊藤博文在沙俄密会尼古拉二世皇帝,在法国的斡旋下,双方有可能签订一份《曰俄远东同盟协定》。
这个消息一下子让胡楚元紧张起来,以中国目前的实力,对付曰本尚有盈余,对付沙俄就显得捉襟见肘,同时应付一个曰法俄三国同盟,问题就大了。
岂有不败之理?
胡楚元当即就将潜藏在曰本的所有间谍网都调动起来,一定要确认双方的同盟细节。
几天后,总信房驻曰机密厅的一名间谍拿到了一份私人信件,能够从中推断出,法曰俄三国确实是在密切的接触,试图签订一封局限于远东地区的同盟协定。
做为回报,曰本元老内部协商的结果是让俄国人得到辽东半岛,而他们先务必确保曰本在朝鲜和台湾的“权益”。
是的。
曰本元老西乡从道在这封信中所用的词是“权益”,这真是**裸的强盗逻辑,仿佛朝廷和台湾本来就是他们的一样。
气愤之余,胡楚元也在心中思索着。
中法战争结束后,法国一直弥漫着一种“以蛮制蛮”的风潮,扶持沙俄和曰本对付中国成了法国当权者的首要工作之一。
事实上,法国在越南的军事准备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,但在越北,胡楚元同样扶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对其进行了很好的牵制。
在过去的五年中,法国政斧和民间陆续增持的沙俄、曰本国债高达两亿英镑,尤其是在曰本,绝大多数的经费都用于军费和工业化改造。
随着中国在铁路等事业上的步伐加快,青岛工界的诞生,并准备在京师和沈阳之间修筑一条铁路,这一切都让窥视东北已久的沙俄感到威胁。
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
沙俄的心,异常的有点可笑可恨。
他们似乎漠视了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事实,反而认为中国在东北修铁路是对他们在远东利益的威胁,几次派公使到总理外事衙门进行威胁,要求中国不得在东北修建铁路。
此外,他们也确实增加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。
究竟是要破局,还是利用这一局势?
这是胡楚元首先要考虑的问题,破局的办法无非是想办法不让曰俄同盟条约成功,利用局势,则是利用英法、英俄和德法矛盾,乘机拉拢英德两国。
胡楚元是一个慎重的人,他没有草率的做出决定,而是启程前往福州考察。
1889年的九月,胡楚元抵达福州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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