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新鲜的,说吴大小姐爱听戏,将军爷爷请了程砚秋来唱堂会,生生把吴大小姐从深宅大院里给唱了出来。不管怎么个说法,反正这两个人相遇了。一位是戎马仗剑的翩翩少年,一位是百媚动人的卿卿佳人,就如那唱本戏词里的故事,一见钟情,二见倾心,便暗许了终身。
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末期,天津吃紧,吴四爷说要回家看看,临走嘱咐爱妾万事小心,那边安顿好就接她们母女俩一起走,可他这一去便再没回来。将军爷爷作为守城的将士自是飞脱不了。城在他在,她在他在。吴大小姐定了心思,她哪儿都不去,只跟着他,在有他的地方。
而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,天津、北平相继解放,将军爷爷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秦城监狱。进入新社会,一切大不相同,有人劝吴大小姐不如趁着年轻找个工农兵子弟赶紧嫁了,可她却死拧。既然在月亮下面立誓说好了要等那个人,那么五年是等,十年也是等;年轻要等,年老也要等。
女人大概天生擅长等,可流光最易把人抛,转眼竟是十几年。公私合营了,原先家里的店面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股票;“大跃进”了,家里的铜壶锡器都捐了出去;三年自然灾害,饿急了扶着老母亲去朝阳门外挖野菜根吃。吴大小姐日日数着,挨过春夏秋冬,秦城监狱的释放名单上终于有了将军爷爷的名字。
被放出来那天,将军爷爷一早就到了吴大小姐家门口。那时的她已不再是月白衫蓝布裙的女学生,也不再是穿着溜肩绲边旗袍的大小姐,而是穿了一身灰绿色的工装,可将军爷爷见了她却激动得不能自持,七尺男儿竟当众哭出了声。
后来我想,那段时间大概是吴大小姐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,她等来她的良人,她绣了大红的被面,她等着携那人的手去中国照相馆拍张照片,盖上大红的喜字,然后在这小胡同里过尽平安喜乐的日子。
可是只差一点点却还是来不及,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,她的婚事没了。
先出事的是将军爷爷,他很快被打倒了,胸前挂着“反动军官”的牌子被人按到灯花小学的操场台子上没日没夜地批斗。那时吴大小姐根本见不到将军爷爷,她先还四处奔走,打听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,却不知紧跟着她自己也将陷入泥沼。
那是人人兽变的年代,专有人揭疮疤,说吴家老太太是青楼戏子,是旧社会余孽,又抓住吴家大地主、大资本家的身世一通穷追猛打。吴大小姐家的四合院很快被人占了,只把她们赶到西面一间小屋里住。那些红卫兵只要想起来,就到家里来揪人,吴老太太一把年纪,被斗了三天,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,吴大小姐悲愤交加。可这还不算完,刚匆匆忙办完她妈妈的后事,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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