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日记之前,我忽然想起,需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来历,免得让秦?你看着糊涂。
我姓秦,叫秦寿生,爸爸是个不安分的农民,妈妈是个下乡知青。
对父亲和母亲为什么结合,为什么会生下我?我为什么会被称为杂种?这些疑问伴随我很长时间,直到我的孩子也被人骂做杂种,我才知道杂种的含义。
我的父亲叫秦开泰,据说他还有字,叫三元,很有古人的风采。
字是我爷爷找人给起的,希望我父亲能够好好读书,连中三元,道途通畅。
我爷爷的想法是好的,代表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想法,很正常。
可惜,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,我爷爷望子成龙的想法,都化为泡影。
我父亲那时正读高中,属于村里有名的文化人,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。
文革一开始,我父亲就被这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吸引住了,全身心的投入进去。
投入到什么程度呢?他和村里的少男少女们一起,组成了“远征军”,准备重走前辈们的长征路,感觉一下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滋味。
我家在北方,离那当年革命前辈们的长征路线有十万八千里。要是走过去,一年也走不到。
那时,狂热的政治气氛渲染到每一个人。大家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觉悟,对别人说的每一句不合时宜的话,都会记在心里。说不定啥时候都能提出来,给你按上“反党、反革命集团”、“四类分子”啥的罪名。那样的话,对不起了,大牌子,大帽子套在脖子上,戴在脑袋上,到处游街,挨揍,滋味可是不好受的。
我爷爷虽然常常揍我父亲,可在那个时代,面对一个红卫兵铿锵有力的声音,也只好闷着脑袋在那里抽旱烟,生闷气,却不敢说出反党,反革命的话来。
那个时候,夫妻、父子之间互相出卖的事情比比皆是,人们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。
我爷爷害怕,我奶奶可不怕这个自己“拉出来”的儿子(奶奶语)。
奶奶拿着扫帚,将我父亲一顿胖揍,也没熄灭父亲心中的革命火焰。
爷爷见奶奶在那里抹眼泪,哼了一声,对忙着给儿子准备衣服的奶奶说:“这些小畜生不知天高地厚,要去就去吧。什么都不用准备,反正路上有接待红卫兵的站点,饿不死他们。不用三天,他们就得灰溜溜地回来。”
我父亲他们没有爷爷估计的那么革命,第二天就乖乖地回来了。不过,也不是没什么收获,父亲他们带回来一些下乡知青。
父亲他们不是被饿回来的,是被累回来的。
那个时候,全国各地都有接待红卫兵的接待站。
红卫兵们走到哪里,都有吃、有喝、有住的,和大爷似的。
我父亲他们背着行李,走了一天,累得半死。
好容易找到一处接待站,几个人如同见到亲人,热泪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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